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時，順道將部分兵工廠設備帶了過來，成為戰後臺灣的兵工生產體系基礎。有關國軍車輛的後勤體系，交由運輸署負責輪型車輛業務、裝甲兵掌管履帶車輛業務，運輸署後來經過多次整併，成立了汽車基地勤務廠。

隨著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在1966年與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（Robert Strange McNamara，1916-2009）簽署「中美軍事更新合作協定」，負責軍隊後勤工作聯合勤務總司令部（簡稱「聯勤總部」）於是奉令籌建軍車廠，寄望能成為臺灣軍車工業，乃至汽車工業發展的契機。聯勤軍車廠之所以能順利於同年10月成立，背後是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緊密合作──美國政府提供1,000萬美元的貸款供購買機器設備，國防部則交付新臺幣1,600萬元購地27,000坪，再撥款新臺幣1,380萬元建築第一批廠庫房。

最初，軍車廠主要負責的工作是美軍M系卡車和發動機的製造、裝配。由於裕隆公司當時不少技術人員由軍方後勤人員轉任，雙方一直有著相當密切的往來。而裕隆公司因具備較多的精密設備，被交付協助試製軍方所需物件的任務。例如1971年聯勤軍車廠因為工廠內的銃缸機Mioromatic Honing Machine IDV16電液自動系統故障，於是請求裕隆汽車派遣專家前來指導修理，裕隆這邊亦派出了副工程師隋吉利前來協助。

1972年，聯勤軍車廠為發展國內車件自製，展開與裕隆汽車更加進密切的合作，共同花費一年的時間打造出一部中型軍車樣車。這部樣車的發動機、變速箱、前承載系總成等組件由軍車廠提供，其餘後承載系總成、大樑、車身、駕駛座艙等配備則由裕隆公司提供。

儘管完成的樣車在高地或平地試車時，馬力表現極為優異，然而這輛車試車時卻也透露不少頗為嚴重的缺失，舉凡前後軸差素不一而使輪胎磨損過於嚴重、前後輪鋼圈程式無法互換、過高的車身使得轉彎時容易過於外傾、操作變檔困難、里程表與實際里程數的落差等問題。而這也使得樣車尚無法實際進入使用階段，只能繼續改進，參考如裕隆公司產品「好馬牌」（Homer）貨車來加以改良。

彼時，軍方除了考量到要生產、發展軍用車輛之外，同時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目標──為了因應隨時可能爆發的戰事，於是在戰時動員下，網羅民間工廠來協助生產軍需物資。也因而開啟了戰時動員計劃，邀集各工廠生產各類物資，逐步建立起聯勤軍車廠的衛星工廠體系。這也意味著，裕隆公司當時不只建立起了自身的衛星工廠系統，同時更成為聯勤軍車廠構想的衛星工廠系統的一員。

參考資料：
雷穎，《雷穎回憶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9），頁159-161。
資料編號：0048，裕隆公司檔案，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。